在一些地方，自愿原则被行政强制取代，志愿服务也从政府推动变成政府组织。
       前不久，台风“威马逊”“麦德姆”先后袭击我国海南、福建等地，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。人们纷纷解囊相助，为灾区捐款捐物。然而在爱心活动中，还是传来些许不和谐的音符：有些地方、单位以行政命令的形式，甚至动用了“红头文件”，强制要求奉献爱心。
       其实，几乎在每一次慈善捐献中，都有行政命令参与。有人抱怨，人们的“爱心”成为一些政府部门政绩的垫脚石。
       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总喜欢用行政强制推动慈善或志愿服务？这与政府急功近利的政绩观脱不开关系。志愿服务强调的是公众为他人着想的高尚道德情操，以自愿为最高原则。然而在当下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将志愿服务纳入政绩考核的范畴，比如“每个社区都必须成立一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”、“每个街道都必须有品牌志愿者活动”等等。
       但是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志愿服务有足够的认识和参与热情。当人们兴致寥寥、政府却火急火燎的时候，便是行政命令发挥优势的时候：一声令下，原本冷清寂寞的场面顿时热火朝天；一纸文件，原本数量尴尬的捐款顿时盆满钵满。行政强制手段能够卓有成效地推动志愿服务出亮点、见成效，立竿见影地展示成绩。只是这样一来，自愿原则被行政强制取代，志愿服务也从政府推动变成政府组织。
       促进志愿服务健康发展，离不开厘清政府、社会、市场的边界。在志愿服务领域，政府的作用更应该是“园丁”，比如逐步培养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，利用评优评先、奖励模范、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，引领全社会形成崇尚公益、热心公益的风气；再比如，搭建合适的平台，成立公益组织发展基金、建设公益组织孵化器等，为有潜力的公益组织提供资金、人才，帮助他们尽快发展壮大，促进公益组织自身建设。倘若政府越俎代庖，一味将原本应当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工作大包大揽，无异于拔苗助长，长期发展下去，公益组织也将日益萎缩，最终成为一块牌子、一个符号，成为政府的附庸。
       在我国志愿服务发展之初，行政手段曾经起到过决定性的积极作用，帮助志愿者走出了第一步。然而时至今日，各种公益组织和众多志愿者已经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一支重要力量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如果政府仍然以行政强制手段来推动志愿服务，只会适得其反。“娇养儿不能成大器”，面对已经逐渐长大的公益组织，政府可以放手了。